江汉区某片区的城市更新进入签约期，不少居民和企业主走进律所咨询补偿方案。坐下之后，第一句话常常是：“律师，我跟你说的这些，拆迁办会不会知道？”这个朴素的追问，指向的是法律咨询保密制度的核心——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建立在信息不被外泄的前提之上。
一起案件给出的答案
2022年，江汉区一处临街商业物业被纳入征收范围。业主某公司与征收方就补偿金额长期僵持，遂委托武汉一家律所提供专项法律咨询。公司负责人在首次会谈中，向承办律师完整披露了企业资金链状况、替代选址成本，以及内部商定的补偿底线。会谈结束后，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但双方并未签订正式委托代理合同。
此后在征收方组织的协调会上，该公司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补偿底线了如指掌，谈判筹码几乎丧失，最终以接近底线的金额签订协议。公司经调查认为，信息泄露源于承办律师在另一起业务中与征收方法务人员的沟通。该公司随即向武汉市律师协会投诉，并起诉律所，主张侵犯商业秘密和隐私权，要求赔偿差价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虽未签订正式委托合同，但律所接受咨询并出具法律意见，已形成说实在的的法律服务关系，律师对咨询中知悉的当事人商业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律所未能举证证明其建立了有效的信息隔离和保密管理机制，承办律师的行为构成对保密义务的违反，判决律所赔偿该公司部分经济损失。
没签合同，保密义务照样存在
这个案件澄清了一个常见误解：并非只有签了委托合同，律师才需要保密。《律师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这里的“执业活动”包括法律咨询，并不限于诉讼代理。咨询阶段当事人披露的信息，同样受保密义务约束。
从民事法律角度看，《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确立隐私权保护，第一千零三十四条将个人信息纳入保护范围。拆迁咨询中，当事人的房产状况、家庭结构、补偿预期、企业财务数据，可能同时构成隐私、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律师未经授权对外披露，可能承担侵权责任。
保密义务也有法定例外。《律师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委托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律师应当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例外范围严格，且以“严重危害”为门槛。拆迁中的补偿分歧、维权策略、谈判底线，显然不属于例外情形。
真正的风险往往在管理漏洞
拆迁咨询的保密风险，多数不是律师“故意泄密”，而是律所管理上的疏漏。例如，同一律所同时接受同一征收项目中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咨询；承办律师在非正式场合谈及当事人情况；咨询记录保存随意，被无关人员翻阅。这些情形都可能构成对保密义务的违反。
对当事人来说，咨询前可以主动确认几件事：律所是否进行利益冲突审查，是否同时服务征收方；咨询记录如何保存、由谁接触；承办团队的范围是否可控。对律所而言，建立信息隔离机制、规范冲突检索、明确保密责任人和记录管理制度，是执业风险防控的基本功。尤其在城市更新这类多方利益交织的项目中，一项咨询业务的信息流向，可能直接影响另一委托人的谈判地位。
结语
江汉区的城市更新，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被拆迁人愿意向律师说出真实想法，前提是相信这些话不会变成对方的谈判武器。保密义务不是律师的职业道德加分项，而是法定的执业底线。守住这条底线，法律咨询才能真正发挥定分止争的作用，拆迁补偿协商也才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