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律师常被视为法庭上的对抗者，举证、质证、辩论，步步为营。但在复杂商事争议中，真正成熟的诉讼律师往往还有另一项能力：判断何时进入调解、如何设计调解方案、怎样让调解结果实际落地。近六年，从最高人民法院推进诉源治理，到各地法院强化多元解纷，商事调解已从诉讼的“备选动作”变成许多案件的“优选路径”。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在法律框架内重新配置风险与利益。

调解不是退让，而是法律判断下的第二战场

诉讼律师参与调解的优势，第一点在于“算得准”。他们熟悉证据规则、保全效果、类案裁判和执行难度，能估算判决结果，也能看见判决之后的现实障碍。所以，在股权回购、金融借款、建设工程、知识产权、涉外贸易、家事继承等领域，诉讼律师的调解能力尤其重要。调解方案可以包括分期付款、担保增信、债转股、以物抵债、许可合作、股权调整等，核心是让双方在不依赖强制执行的条件下恢复利益平衡。

一桩九亿元建工纠纷的调解突围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代理一起大型施工企业与某房地产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双方于2016年签订城市综合体总包合同，后因房地产公司资金链紧张，项目于2018年停工，结算争议高达约9.6亿元。施工企业起诉至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获判工程款6.8亿元及利息，并确认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房地产公司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同时提出质量缺陷反诉。

从诉讼态势看，施工企业继续坚持判决并非没有胜算。但大成律师团队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判决，而在执行：项目公司账户资金有限，预售监管资金、购房者交付、农民工工资相互交织，若简单申请强制执行，可能引发项目烂尾和群体性风险，回款周期也被大幅拉长。团队进一步调查项目未售商业物业、股东资产和第三方纾困意向，发现项目仍具备盘活价值。于是，律师没有把目标停留在“再赢一次”，而是提出“现金支付+物业抵债+优先权保留+解封配合”的组合方案：房地产公司及项目公司分三期支付3.2亿元现金，剩余债务以未售商业物业抵偿，施工企业保留优先受偿权，但配合对已售部分解封，引入代建方复工续建。

在最高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经多轮调解达成协议，法院出具调解书。施工企业回收率高于破产清算模拟值，项目恢复施工，购房者交付得到保障。这起案件说明，诉讼律师擅长调解的领域，往往不是法律关系最简单的领域，而是判决与执行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的领域。能看懂判决背后的执行现实，才能设计出真正可落地的调解方案。

擅长调解的领域，拼的是法律与商业的复合能力

在公司股权与投资对赌纠纷中，调解要解决的不只是金钱补偿，还有公司控制权、后续融资和创始团队稳定。回购义务、业绩补偿、股权调整、领售权可以组合使用，避免“赢了官司、死了公司”。在金融借款与债券违约中，展期、降息、债转股、以物抵债、债委会机制是常见工具，但必须关注担保效力、债权人平等和税费承担。在建设工程与房地产纠纷中，优先受偿权、实际施工人权利、购房者权益和农民工工资相互叠加，调解方案必须经过执行可行性验证。在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中，交叉许可、保密安排、合作分红往往比判决停止侵权更符合商业理性。涉外与仲裁案件则要兼顾跨境执行、纽约公约和不同法域下的调解协议效力。

诉讼律师在设计调解方案时，还要特别关注可执行性。调解书经双方签收后具有法律效力，但以物抵债条款要审查权属、查封、租赁和税费；优先受偿权不能随意放弃，解封配合也要设置违约加速条款。调解不是模糊权利，而是把不确定的诉讼结果转化为确定的履行安排。

从胜诉率到回收率，行业评价正在改变

对企业法务而言，选择诉讼律师不应只看胜诉率，还要看回收率和方案设计能力。对律师同行而言，调解不是低端业务，而是高阶争议解决能力。它要求律师同时具备裁判预判、商业理解、谈判节奏和落地执行思维。诉讼是手段，调解是解法。能在法庭上争，也能在谈判桌上赢，才是诉讼律师的完整能力。